周玨良先生的《數(shù)百年來的中英文化交流》

2005年1月31日 成都譯網(wǎng)-成都翻譯網(wǎng)-成都翻譯公司 瀏覽選項： 顏色 Black Red Yellow Pink Green Orange Purple Blue Beige Brown Teal Navy Maroon LimeGreen   出處：

周玨良先生（1916 1992）的長篇論文《數(shù)百年來的中英文化交流》先發(fā)表于周一良主編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后編入《周玨良文集》（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  從“文集”的目錄我們可以初步看出，周先生在比較文學研究上主要做了兩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力圖通過中西文論和文本的相互闡釋來建立“普遍詩學”，另一方面是比較文學的經(jīng)典課題，即國際文化交流研究。這方面選文較少，除了翻譯的思考和試筆外，只有本文試圖專門討論的《數(shù)百年來的中英文化交流》。  　　學術史：周先生寫作本文之前  　　在先生之前，關于此課題已有了一些研究。有些是研究“中國與歐洲”或“歐洲文學的中國形象”，兼涉中英文化關系。如利奇溫著《18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1925），赫德遜著《歐洲與中國》（1931），馬士著《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1910 1918），拉克著《亞洲在歐洲形成的過程中》（1965 1993），道生著《中國變色龍》（1967）等。另一些是對中英關系的專門研究，可以粗略地分為兩類。一類主要關于中英貿(mào)易與外交，早期的文化交流往往離不開以上兩個媒介。這方面的研究著作較多，其中最著名的是馬士編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mào)易紀事（1635 1834）》（1926 1929）；另一類關注中英文化關系，這也正是先生的文章所考察的內(nèi)容。雖然在先生撰文之前這方面專著筆者見到的僅有阿普爾頓的《契丹時代：17、18世紀英國的中國熱》（1951），但論文已有不少，多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學者在英美留學時的學位論文。這些論文后來發(fā)表的分別有陳受頤的《丹尼爾·笛福：中國的嚴厲批評者》（1935）、《約翰·韋伯：早期歐洲漢學史上被遺忘的一頁》（1935 1936）、《中國園林在18世紀的英國》（1936）、《中國孤兒：一出元劇，對18世紀歐洲戲劇的影響》（1936）、《托馬斯·帕西及其中國研究》（1936 1937）和《奧立佛·哥德斯密及其〈中國書信〉》（1939），范存忠（1903 1987）的《約翰遜博士與中國文化》（1945）、《威廉·瓊斯爵士的中國研究》（1946）、《中國寓言與反沃爾波爾的新聞報道》（1949）和《中國文化在英國影響的初始》（1982），錢鍾書的《17世紀英國文學里的中國》（1940）和《18世紀英國文學里的中國》（分兩部分，1941），還有方重的《18世紀的英國文學與中國》（1931）。由以上可見，研究的重點放在18世紀，以個案研究為主，全部談論的是中國對英國乃至歐洲的影響；而且絕大部分為英文著作。周玨良先生的這篇論文是當時用漢語撰寫的最為全面的中英文化雙向交流史。從史前史一直寫到20世紀。  　　“史前史”與開端：中古時期至17世紀  　　在“史前史”里，周先生指出了在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四個“第一”：英國哲學家羅吉·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4？）在他用拉丁文寫的《著作全篇》（約1266）里使用了一位法國教士的東方見聞，這是中國第一次出現(xiàn)在英國人的著作里。1287年一個元朝的代表團到達羅馬，團長是一位名叫掃馬（Bar　Sauma）的出生在北京的景教徒。他在法國見到了英王愛德華第一，他是第一位到達歐洲的中國人，這也可能是中國和英國在外交上的第一次接觸。喬叟翻譯的羅馬哲學家（Boethius,475？－ 525？）著《哲學大安慰》中提到“賽拉斯之國”即“絲綢之國”，這是英國文學作品中最早提到中國。在這一部分周先生還非常詳細地介紹了英國作家曼德維爾（Sir　John　Mandeville,1371年卒）的《約翰·曼德維爾游記》（英文版首版，1568年）。  　　周先生把16、17世紀作為中英文化交流的開始。實際上，中英之間的第一次實質(zhì)性的人員接觸是1637年6月25日英國人約翰·韋德爾船長指揮的船隊闖入珠江。當然，文化的交流可以在沒有人員接觸的情況下悄悄進行。在這個部分先生主要談了三個方面的內(nèi)容：一、1592年英國艦隊截獲了一艘葡萄牙商船，船上有一本1590年在澳門出版的拉丁文書。英國地理學家哈克里特（Richard　Hakluyt,1552？－ 1616）將之編入其《英國航海、旅行和地理發(fā)現(xiàn)全書》的第二版（1599）。二、這兩個世紀英國文學中涉及中國或以中國為題材的作家作品。他列舉了伯吞南姆（George　Puttenham,約1529 1591）的《詩藝論》（1589）、莎士比亞的《溫莎的風流娘兒們》和《第十二夜》、本·瓊森的《狐貍》、弗蘭西斯·培根的《論學術的進展》（1605）、羅伯特·勃吞（Robert　Burton,1577 1640）的《憂郁癥的解剖》、彌爾頓的《失樂園》、比比斯（Samuel　Pepys,1663 1703）和埃佛林（John　Evelyn,1620 1706）的日記、塞特爾（Elkanah　Settle,1648 1724）的《韃靼人征服中國記》和《仙后》以及德萊頓的一部停留在計劃里的以中國為題的劇本。其中有關于《憂郁癥的解剖》的詳述，其他均為點到為止。三、文化交流的物品方面，如通過偶然機會輸入英國的瓷器、陶器、生絲、棕葉扇子等。  　　18世紀的中國熱及其反響  　　法國著名漢學家艾田伯（Rene　Etiemble,1909 2002）把17、18世紀的歐洲稱為“中國之歐洲”（L’ Europe　Chinoise）。當然，由中國煽動的這股文化藝術風潮在歐陸比在海峽彼岸要刮得強勁得多，早得多。到了18世紀，中國以史無前例、在可預見的將來也是后無來者的力度激發(fā)英國人的想象，滲透到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個世紀也是迄今在中英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被關注最多、成果最豐的時間段。周先生以三分之一強的篇幅來處理這個“中國之英倫”。  　　周先生主要是從三個方面來談論這個問題的。其一是中國對英國藝術的影響，其二是英國文學（廣義）里的中國因素或題材，其三是英國的第一位漢學家威廉·瓊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46 1794）。在藝術方面主要涉及家具設計。在談論英國18世紀文學、哲學、歷史甚至經(jīng)濟學著作里的中國形象時因襲了錢鍾書的說法，即“貶多于褒”。涉及的作家作品有斯威夫特的《格利弗游記》和《澡盆的故事》、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第二部、艾迪生和華爾蒲爾（Horace　Walpole,1717 1797）發(fā)表于《旁觀者》的故事、約翰遜關于《中華帝國全志》的書評、與其傳記作者的談話以及給錢伯斯關于中國建筑藝術著作的序、貝克萊（George　Berkley,1685 1753）的哲學對話、休謨的《藝術和科學的興起和發(fā)展》、亞當·斯密的《原富》（1776）、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當然，從論述的詳略來判斷，周先生最感興趣的還是《趙氏孤兒》的翻譯、改編和演出、帕西（Thomas　Percy,1729 1811）的中國文學翻譯以及哥爾斯密《世界公民》的出版。關于英國漢學的開創(chuàng)者瓊斯，主要涉及其對《詩經(jīng)》的解讀和翻譯以及對中國文化的態(tài)度。周先生特別指出瓊斯用拉丁文譯畢《衛(wèi)風·淇奧》后給朋友的信中說，這首詩是很古的詩，足以證明詩在任何民族、任何時代都被重視，而且在任何地域，都采用同樣的意象。這豈非周先生力圖建立的中西普遍詩學的又一實證？！于是，他總結說：“這可以說是很早的比較文學觀點了�！�  　　到此為止，中英文化交流均以英國為接受主體，探討中國所給予的影響；但從這一部分的尾聲起，我們欣喜地看到周先生開始探討以中國為主體與英國的接觸以及從英國所獲得的影響。這個時期他舉了以下情況和著作：1759年平定回部之后乾隆皇帝命粵督托英國人去刻16幅戰(zhàn)功圖的銅版，這可說是對英國藝術的一種承認；《皇清四夷考》與《清文獻通考》上關于英國的記載；關于18世紀末曾游歷英國的謝清高（1765 1821）及其《海錄》（1820）的介紹尤詳。  　　19、20世紀的西學東漸與交流  　　張芝聯(lián)先生曾說：“從歷史上看，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歷來是不平衡的，兩國在文化上的相互了解和學習的熱情總不是等量的�！边�有學者指出，“在1800年以前，中國給予歐洲的比它從歐洲所獲得的要多得多�！钡�進入到19世紀以后，這種關系逐漸顛倒過來。從英國方面來看，錢鍾書先生揭示了以下原因：“自從馬戛爾尼勛爵使團訪華結束，漢學在英國已成為一個專門的學科，而專門化的懲罰是在職業(yè)學者對他們的專業(yè)懂得越來越多的同時，普通民眾對它的興趣卻越來越少。這個主題不再是人文、文化興趣的組成部分了�！比欢�，若關注中國方面，實是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屢屢敗在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手，喚起了部分開明統(tǒng)治者和知識分子向西方學習的意識。  　　關于19世紀的中英文化交流，周先生涉及了柯爾律治的《忽必烈汗》、丁尼生和華滋華斯的片言只語、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1775 1834）的《燒*考》、德·昆西的《一個服鴉片的英國人的自述》、密勒（John　Stuart　Miller,1806 1873）的《自由論》（1859）、理雅格之于孔子之后，以同樣的速寫筆法談到了三位曾長期居住在中國的英國人在編撰漢英雙語詞典上的貢獻，即馬禮遜的《中文字典》（1815 1834）、麥都思的《漢英字典》（1842 1843）和翟理斯的《漢英字典》（1892）。此后的中英文化交流絕大部分屬于中國對于英國的“拿來”與借鑒。雖然這部分內(nèi)容僅占全文的四分之一，但至少在面上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同時揭示了這么一個道理：文化的交流永遠是雙向互動的，不管這種特殊的“外貿(mào)”有多大的入超或出超。  　　在周先生的意識里中國的“拿來”主要是從19世紀的60年代開始的。他先從當時的清王朝引進西方的物質(zhì)文明入手，如建立新式軍事工業(yè)、現(xiàn)代民用企業(yè)以及修建鐵路；進而轉(zhuǎn)入文化接觸。首先談到的是同文館的建立（1862）以及隨后在上海、北京各種譯書館的先后成立；其次是1866年以后的國人“出國參觀考察潮”及所撰游記，如斌椿與《乘槎筆記》、志剛與《初使泰西記》、張德彝與《歐美環(huán)游記》、郭嵩濤與《使西日記》、劉錫鴻與《英軺私記》以及王滔作為文化交流的參與者的特殊作用；最后周先生較詳細論述了這個時期兩位英法社會科學和文學的翻譯家嚴復和林紓。  　　到了20世紀，情況就比較復雜。原因之一是交流的渠道、人員、國別都在增多，你很難清楚分辨這就是中英雙邊交流的結果。周先生抓住了其中有重大意義的兩個方面，即文學譯介與文學的影響；當然，主體都是中國。關于中國對英國文學的翻譯，周先生指出“‘五四’運動時，譯書才有了新的面貌”。他指的“新面貌”除了譯入語用白話外，就是目的明確了、范圍擴大了。在流派上除了古典、浪漫、現(xiàn)實主義外，像沃爾夫、艾略特等現(xiàn)代派作家作品也被介紹了過來。關于英國文學對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作者開了一個清單：郭沫若、徐志摩之于雪萊、老舍之與狄更斯、聞一多之于拜倫、雪萊、濟慈、布朗寧夫婦、卞之琳之于英美浪漫派詩人、穆旦、杜運夔之于“新批評”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理查茲及其弟子燕卜蓀教給他們的葉芝、艾略特、奧登，以及哲學家金樂霖之于羅素、穆爾與勃萊得利（F.H.Bradley,1846 1924）。在20世紀的中英交流中，雖然東來的比西去的要多，但西去的也有些值得大書特書的例子。周先生提到了阿瑟·維利以自由體譯中國古詩、羅素來中國講學并撰寫《中國問題》（1922）、威爾士著《世界史綱》和湯因比著《史論》的有關中國的章節(jié)、熊式一英文改編《王寶釵》并在倫敦公演、三十年代故宮博物院文物在倫敦展出、李約瑟著《中國科學技術史》、霍克斯譯《紅樓夢》等。  　　權充結語  　　周玨良先生的《數(shù)百年來的中英文化交流》至今尚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后學們在做同類課題時常有引用或借鑒，如傅勇林撰文《中英文學關系》（曹順慶主編，《世界文學發(fā)展比較史》，2001）和葛桂錄著《中英文學關系編年史》（2004）。當然，毋庸諱言，在本文發(fā)表近20年后新挖掘的有關材料越積越多的今天，我們也會感到有些遺憾，也就是說我們看不到一些本應當寫入的內(nèi)容。關于筆者認為有趣或重要但在本文里缺失的部分，現(xiàn)略舉例如下：中英文化交流初始階段的17、18世紀來華英國人及其游記或回憶錄，19世紀的阿美士德使團訪華、卡萊爾、王爾德等作家文人之中國論述、喬治·斯當東之關于中國典章制度的翻譯及創(chuàng)立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魏源撰《海國圖志》、梁廷楠編《英吉利國記》、皮爾遜（Charles　H.Pearson,1830 1894）拋出“黃禍論”等，20世紀托馬斯·柏克（Thomas　Burke,1886 1945）關于華人移民社會的“萊姆豪斯”小說、布拉默（Earnest　Bramah）的凱龍（Kai　Lung）系列小說、康拉德的小說《臺風》關于海外華工的描寫以及本世紀諸多東游、西游直接參與到中英文化交流的英國與中國的文人、作家：如艾克敦（Sir　Harold　Acton,1904 1994）、狄金森（Lowes　Dickinson,1862 1932）、毛姆、奧頓、莊士敦（Reginald　Johnston,1874 1938）、傅斯年、蕭乾、蔣彝等等。但細細一想，若周先生當時是從容地在寫一本書，（至今海內(nèi)外尚未有“中英文化交流史”專著出版）他也許會補充以上內(nèi)容的全部或部分，因為書是可長可短的，而文章卻不得不受到篇幅的較嚴厲限制。當然，周先生僅選擇了也許是最重要的部分來寫，這也不正給我們這些后學們留下一定發(fā)揮的空間嗎，否則我們這些晚輩還能做些什么呢？ [ 相關貼圖 ]  （本文已被瀏覽 2762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