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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的自由主義,還是恐懼的翻譯?(組圖)
2010年11月29日 成都譯網(wǎng)-成都翻譯網(wǎng)-成都翻譯公司 瀏覽選項:   出處:
恐懼的自由主義,還是恐懼的翻譯?(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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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的自由主義,還是恐懼的翻譯?(組圖)
這類“正確”是“偶然”的“正確”,是“雪泥鴻爪”般的“正確”,而他們的“錯誤”是“必然”的“錯誤”!氨厝弧钡摹板e誤”嚴(yán)格來說都不能稱為“錯誤”,是“信筆涂鴉”,是“胡涂亂抹”,是對紙張和印刷工人的犯罪。

  應(yīng) 奇

  《政治思想與政治思想家》

成都翻譯公司  [美]茱迪·史珂拉著

  左高山等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10月第一版

  476頁,45.00元

  已故哈佛大學(xué)茱迪·史珂拉(Judith N. Shklar)教授是當(dāng)代美國學(xué)界罕見的同時得到斯特勞斯派和羅爾斯派交口稱譽的政治哲學(xué)家和政治思想史家!墩嗡枷肱c政治思想家》和《兌現(xiàn)美國政治思想》是在她去世后由她的同事和朋友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等人編撰的兩部論文集,其中既包括她的名作宏論,也搜羅了她的遺稿殘篇。大約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東方出版社籌劃“當(dāng)代實踐哲學(xué)譯叢”時,除了在與劉訓(xùn)練君合編的《第三種自由》一書中收入她的“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在美國”(由本人翻譯,文章標(biāo)題改為“兩種自由在美國”)一文,還計劃從這兩本論文集中遴選十余篇文章組成一個題為《恐懼的自由主義》的文集。由于此類選集的版權(quán)問題相當(dāng)復(fù)雜,此事不幸半途而廢。但我并未從此死心,而還是想把“恐懼的自由主義”這個史珂拉的名篇譯出來,納入我計劃編纂的一部有關(guān)自由主義歷史與理論的專集。只是由于近年頭緒太多,一直顧不上這項工作。因此,當(dāng)看到《政治思想與政治思想家》一書由在學(xué)界頗有聲譽的“世紀(jì)文景”整體引進出版時,我的興奮之情是可想而知的。我?guī)缀跏呛敛华q豫地買下了這個其實定價不菲的譯本,并多次在不同場合向我的學(xué)生和朋友大力推薦這本書。

  最近,在訓(xùn)練君和相關(guān)出版機構(gòu)的推動下,我又重新開始考慮擱置多年的這個自由主義歷史與理論的專集。我本來是打算自己翻譯“恐懼的自由主義”一文的,但現(xiàn)在既然已有人譯出,如果質(zhì)量過得去,我大可在征求出版社和譯者同意的情況下使用這篇現(xiàn)成的譯文。于是我就試圖通讀這篇譯文來確認(rèn)檢驗其質(zhì)量。但出人意料的是,這篇并不很長的譯稿中頗有一些不是很讀得通的、讓人產(chǎn)生狐疑的甚至感到不知所云的地方。我用以往校對譯稿的經(jīng)驗和方式,僅就這些地方粗檢一過,并在核對原文后大致寫出我的譯文,以供譯者和這個譯本的讀者參考。

  在這里要預(yù)先說明的是,我并無意加入目前似乎已經(jīng)蔚為風(fēng)尚的學(xué)術(shù)和翻譯打假的行列,而且據(jù)我的觀察,批評翻譯的作者們很少是專門從事過實際的、事實上確是相當(dāng)艱苦的翻譯工作的,而多是專欄作家一類的人物;從這里所涉及的這位譯者來看,似乎也沒有理由認(rèn)為我想通過這類文字來謀求自己的“名聲”。坦率地講,正如標(biāo)題中所示,我之所以要這樣做,半是出于“恐懼”,半是出于憤怒。僅僅為了紓解一己的憤怒而動筆大概很難算是多么高尚之舉,但考慮到這種“恐懼”和憤怒肯定不會只是我一己的心理活動,我的這一舉動也就贏得了某種“公共性”,而這也緩解了我其實不必有的某種“焦慮”。

  譯文1:宗教戰(zhàn)爭的殘酷性使得那些遠(yuǎn)離教堂公共政策的眾多基督徒轉(zhuǎn)向了這樣一種道德,這種道德把寬容當(dāng)作基督徒博愛的一種表達。成都翻譯公司(第5頁)

  原文: The cruelties of the religious wars had the effect of turning many Christians away from the public policies of the churches to a morality that saw toleration as an expression of Christian charity.

  試譯文:宗教戰(zhàn)爭的殘酷性使得眾多基督徒從教會的公共政策轉(zhuǎn)向了這樣一種道德,這種道德把寬容當(dāng)作基督教的博愛的一種表達。

  譯文2:有限且負(fù)責(zé)任的政府在宣稱個人自律方面可能是含蓄的,但并沒有明顯的對這些制度的政治承諾,自由主義在其學(xué)說上仍然是不完備的。(第5-6頁)

  原文: Limited and responsible government may be implicit in the claim for personal autonomy, but without an explicit political commitment to such institutions, liberalism is still doctrinally incomplete.

  試譯文:有限且負(fù)責(zé)任的政府也許是對個人自主性的要求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但沒有對這種制度的明確的政治承諾,自由主義就仍然是一種不完備的學(xué)說。

  譯文3:自由主義產(chǎn)生于那種恐懼的自由主義所激起、且仍然在我們的時代的恐怖中繼續(xù)蔓延的傳統(tǒng)之中。(第6頁)

  原文: It is out of that tradition that the political liberalism of fear arose and continues amid the terror of our time to have relevance.

  試譯文:恐懼的自由主義正是源于那種傳統(tǒng),并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恐怖中依然具有相關(guān)性。

  譯文4:平等地賦予希望是個人發(fā)展的自由主義。(第9頁)

  原文:Equally given to hope is the liberalism of personal development.

  試譯文:(注重)個人發(fā)展的自由主義同樣屬于希望派(相對于記憶派)。

  譯文5:伯林的“非迫不得已”的消極自由,和后來的“機會均等”的說法被維持在概念的抽象層面,并且與“自由的條件”相分離,換言之,社會和政治制度使個人自由成為可能。倘若消極自由與伯林所謂的“積極自由”它是來自于較低級自我的更高自我的自由完全相區(qū)別,那是完全必要的。成都翻譯公司(第10-11頁)

  原文:Berlins negative liberty of “not being forced” and its later version of “open doors” is kept conceptually pure and separate from “the conditions of liberty,” that i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at make personal freedom possible. That is entirely necessary if negative liberty is to be fully distinguished from what Berlin calls “positive liberty,” which is the freedom of ones higher from ones lower self.

 成都翻譯公司 試譯文:伯林的“不被強迫”的消極自由以及后來的“開放通道”的說法被維持在概念的抽象層面,并且與“自由的條件”亦即使個人自由成為可能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分離開來。如果要把消極自由與伯林所謂“積極自由”這是一個人的高級自我擺脫他的低級自我的自由完全地區(qū)分開來,那么上述做法就是全然必要的。

  譯文6:如果消極自由在根本上不具有任何政治意義,它必須至少帶有一個相對自由的政權(quán)的某些制度性特征。從社會的角度,那意味著在政治上被授權(quán)集團的一種權(quán)力分散。簡而言之,多元主義和這些社會不平等的形式與程度的消除,如同人們暴露于壓迫性實踐一樣。(第11頁)

  原文:If negative freedom is to have any political significance at all, it must specify at least some of the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 relatively free regime. Socially that also means a dispersion of power among a plurality of politically empowered groups, pluralism, in short, as well as the elimination of such forms and degrees of social inequality as expose people to oppressive practices.

  試譯文:如果消極自由要具有任何政治意義,它就必須確定一個相對自由的政權(quán)的至少某些制度性特征。從社會的角度說,那就意味著政治上被授權(quán)的多種團體之間的一種權(quán)力分散,亦即多元主義,也意味著消除諸如受制于壓迫性實踐這類不平等的形式和程度。

  譯文7:此外,沒有一種特殊的理由來接受基于伯林的消極自由的道德理論……無論這種形而上學(xué)的政治的真實可能性怎樣,自由主義并不依賴它而行動。事實上,恐懼的自由主義并不停留在一種道德多元主義理論之上。(第11頁)

  原文:Moreover, there is no particular reason to accept the moral theory on which Berlins negative freedom rests……Whatever the truth of this metapolitical assumption may be, liberalism can do without of it. The liberalism of fear in fact does not rest on a theory of moral pluralism.

  試譯文:而且,并無特殊的理由接受伯林的消極自由建基于其上的道德理論……無論這種元政治假設(shè)的真理性如何,自由主義無需它就能成立。事實上,恐懼的自由主義并不依賴于一種道德多元主義理論。

  譯文8:從這種觀點來看,非官方協(xié)會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并不令人滿意,它們的成員可能來自參與合作的努力,但它們有能力成為社會權(quán)力與影響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檢驗或至少改變有組織的行動者的主張,這些行動者包括非官方的和官方的組織。(第13頁)

  原文:The importance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from this perspective is not the satisfaction that their members may derive from joining in cooperative endeavors, but their ability to become significant units of social power and influence that can check, or at least alter, the assertions of other organized agents, both voluntary and governmental.

  試譯文:從這種觀點看,自愿結(jié)社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成員有可能從加入合作性事業(yè)中獲得的滿足,而在于他們有能力成為社會權(quán)力與影響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后者能夠制約或者至少是改變其他有組織的行動者的要求,無論這些行動者是自愿形式的還是政府形式的。

  譯文9:除非有人一開始就輕視肉體的經(jīng)驗,否則就不存在關(guān)于建構(gòu)一種避免恐懼與殘酷之政治秩序的“還原論的”事情。(第15頁)

  原文:There is nothing “reductive” about building a political order on the avoidance of fear and cruelty unless one begins with a contempt for physical experience.

  試譯文:除非有人一開始就輕視身體的經(jīng)驗,把一種政治秩序建基于避免恐懼的殘酷之上就根本談不上是什么“還原”。

  譯文10:即使他們與某人完全不同,通過聲稱成為普遍的標(biāo)準(zhǔn)來判斷遺傳的習(xí)性被稱為一種傲慢而強迫接受的虛假要求和不公正的原則。因為不存在普遍有效的社會禁令或規(guī)則,也不存在至多是為了連接關(guān)于社會固有價值這一社會批判的任務(wù)。(第17頁)

  原文:To judge inherited habits by standards that purport to be general, even though they are alien to a people, is said to be an arrogant imposition of false as well as partial principles. For there are no generally valid social prohibitions or rules, and the task of the social critic is at most to articulate socially immanent values.

  試譯文:根據(jù)雖然是與一個民族相異的但仍然聲稱是普遍的標(biāo)準(zhǔn)來判斷繼承下來的習(xí)慣,這被認(rèn)為是在傲慢地強加虛假偏頗的原則。因為并無普遍有效的社會禁令或規(guī)則,而社會批判的任務(wù)充其量只是闡述社會內(nèi)在的價值。

  譯文11:對于那些渴望更為公共的或者更為膨脹的個人主義人格的美國政治理論家,我現(xiàn)在提醒一下:這是格外享有特權(quán)的自由社會的人們所關(guān)注的方面,而且直到基本的自由制度在適當(dāng)?shù)牡胤匠霈F(xiàn)之前,這些強烈的愿望也不一定產(chǎn)生。實際上,公有制社會的成員和浪漫主義者都把自由公共機構(gòu)認(rèn)為理所當(dāng)然是對美國而不是對他們的歷史意識的一種稱贊。(第18-19頁)

  原文:To those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sts who long for either more communal or more expansively individualistic personalities, I now offer a reminder that these are the concerns of an exceptionally privileged liberal society, and that until the institutions of primary freedom are in place these longings cannot even arise. Indeed the extent to which both the communitarian and the romantic take free public institutions for granted is a tribute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not to their sense of history.

  試譯文:對于那些不是渴望更富有公共精神的人格特質(zhì)就是渴望更有擴張性的個人主義人格特質(zhì)的美國政治理論家們,我要提醒他們注意:這類關(guān)切是只有一個格外享有特權(quán)的自由主義社會才會有的關(guān)切,而且直到基本的自由制度已經(jīng)到位,這類渴望甚至都不會出現(xiàn)。的確,社群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多多少少都把自由的公共制度視作理所當(dāng)然,但這與其說是對他們的歷史感的禮贊,不如說是對美利堅合眾國的禮贊。
最后,我要恭喜這位譯者,除了相對于整篇譯文的質(zhì)量來說已經(jīng)是“微不足道”的“小疵”,史珂拉的名文“恐懼的自由主義”中的這個差不多堪稱是最重要、最雋永的句子終于被他比較完整地用中文傳達出來了這多少使我們減少了一點對翻譯的“恐懼”!不過我要補充的一點是,對包括這位譯者在內(nèi)的這類譯者,以及對包括這位譯者的工作態(tài)度在內(nèi)的這類譯者的工作態(tài)度,這類“正確”是“偶然”的“正確”,是“雪泥鴻爪”般的“正確”,而他們的“錯誤”是“必然”的“錯誤”!氨厝弧钡摹板e誤”嚴(yán)格來說都不能稱為“錯誤”,是“信筆涂鴉”,是“胡涂亂抹”,是對紙張和印刷工人的犯罪。 成都翻譯公司(本文來源:東方早報 ) netease (本文已被瀏覽 1128 次)